或许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到了血亲情理的这种团体性特征，孔子和孟子都明确要求人们从特殊性的"父慈子孝"出发，通过"由己推人"的途径，达到普遍性的"仁者爱人"。就此而言，他们实际上也曾试图主张：在以血亲情理作为本原根据的前提下，人们应该超越血亲团体性的有限范围，将血缘亲情积极地扩展到社会中的所有人那里，实现从特殊团体性到普遍社会性的推演。这也是目前学术界认为儒家思潮具有社会性特征、呈现出集体主义（群体主义）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问题在于，一旦像孔子和孟子那样肯定了血亲情理的至上地位，那么，在血亲团体性与普遍社会性出现对立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主张的这种超越性的推演在本质上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例如，孔子主张的"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就是明确要求人们以血亲团体性的"孝弟"为起点，通过超越性的推演，最终达到普遍社会性的"泛爱众"。在血亲团体性与普遍社会性不存在对立冲突的情况下，这似乎也不失为一种实现普遍性"仁者爱人"的可行办法。不过，一旦二者之间出现了对立冲突，那么，无论是在"父之道"并非"正道"的情况下坚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还是在"其父攘羊"的情况下坚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虽然可以巩固"父慈子孝"的血亲团体性，却无法由此通过"由己推人"的途径，进一步实现"天下归仁"的社会性目标。相反，这些做法要么会阻碍人们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境界，要么会损害那位羊被攘去的无辜民众的正当权益、使他无法成为"仁者爱人"的对象，结果只能是使普遍社会性的"泛爱众"化为空谈。

    再如，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原则，更是明确要求人们通过"善推其所为"的超越途径，把其他人的父母子女当作自己的父母子女来对待，由此将血亲团体性的"父慈子孝"扩展为普遍社会性的"仁者爱人"。与孔子的上述主张相比，孟子的这种主张显然更清晰地指出了从特殊性的"老吾老"、"幼吾幼"推演到普遍性的"人之老"、"人之幼"的可行途径，因而一直受到受到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的高度推崇，被认为是孟子对于儒家思潮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不过，一旦在血亲团体性与普遍社会性之间出现了对立冲突，依据孟子自己坚持的血亲情理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这种超越性的"推恩"同样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并且，恰恰是孟子自己，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指出了这一点。

    首先，孟子自己肯定的舜的"大孝"典范，就自发地指认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因为舜虽然曾经将自己的亲生父亲"窃负而逃"，但另一方面却又"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孟子·万章上》），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原本也是其他人的亲生父亲，理应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那样去对待他们。而从更富于本质意义的角度看，当舜为了坚持血亲情理的本根至上而不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中遗弃了普天之下的所有民众百姓，充分表明他虽然的确做到了血亲团体性的"老吾老"，却无法实现普遍社会性的"以及人之老"。

    其次，孟子自己在批评墨家夷子的"二本"观念、阐发儒家思潮的"一本"原则的时候，还自觉地指认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因为他提出的"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的质疑，其实就等于是强调：由于"人之亲其兄之子"的团体性血亲情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远远高于"亲其邻之赤子"的普遍性兼爱情感，因此，人们根本不可能像爱具有血亲关系的"其兄之子"那样，去爱那些没有血亲关系的"其邻之赤子"。这显然也等于是承认：只要坚持"事亲为大"、"爱有差等"的原则，人们就不可能通过超越性的"推恩"途径，从血亲团体性的"幼吾幼"出发，进一步扩展到普遍社会性的"以及人之幼"。

    最后，孟子自己强调的"尧舜之仁，不徧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更是立足于"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的血亲情理精神之上，明确把团体性的"急亲贤也"与社会性的"仁者爱人"对立起来，认为尧舜之"仁"的本质并不在于普遍性的爱人，而是首先在于特殊性的孝亲，结果甚至从根本上取消了所谓"推恩"的必要性。事实上，既然连"尧舜"这样的圣人在"仁"的问题上也仅仅限于"不徧爱人，急亲贤也"，那么，人们当然也就没有必要通过"由己推人"的途径，把特殊性的"父慈子孝"扩展为普遍性的"仁者爱人"；相反，只需要将血亲团体性的"孝弟而已"坚持到底，就足以达到尧舜那样的圣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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