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1928年即明言，"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9 他到1940年更总结说:"'国学'一词，本与国医同其不通。清季有所谓存古学堂，本是呫哔咿唔之化身，不待论矣。以后章太炎谈国故，似胜于前矣。然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自国学专修馆之势力膨胀，此名词[指国学]更通行，然此馆者，私塾之放大也。" 10 

　　无论如何，相对比较中性的"国故"在民初得到采用，部分即因为"国粹"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傅斯年自己在1919年的态度便稍缓和，他那时以为"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了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命运和盘托出了。我们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天地间事，不进就退，没有可以保存得住的。"11 问题在于，即使这更"妥协"的"国故"，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使用这一名词的各类人等其实未必具有共识。

　　毛子水当时就置疑道，"什么是国故呢? 我们倘若把这个问题问起那些讲国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三纲五常'；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四书五经'；有些必定说'学海堂经解'是国故；更有些必把'骈体文钞''古文辞类纂''钟鼎款识'……等东西当作国故。"可知"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他根据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内容，以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并增加章氏此书未专门论及的"历史"，提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若"不把学术史从民族的历史里分出来，我们简直可以用'中国过去历史的材料'代替国故这个名词"。12 

　　他特别解释"国故的大部分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一点说:"国故的大部分，实在就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但是从前人所做的从前人的历史，我们现在不能用他；因为现在人的历史的眼光，十分之八九不应当和从前人的相同，所以我们现在的历史，大部分都应当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眼光新做出来，方能合用。因此，我们把国故的这一大部分，不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是"历史学"的意思；因前人眼光不同而做出的历史便可以"不看作历史"，正是清季中国"无史"论的"现代表述"。惟"国故"既然是历史的材料，则治此材料的"国故学"自然便成为历史学了。

　　几年后胡适整合并进一步系统阐发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观念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可知胡适对"国故"这一词汇的选择正因为它不含褒贬的中立性。他进而明确提出"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 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13 

　　不过，胡适注意到的，在以北大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运动开始之前，已有类似的"运动"出现: 古学界青黄不接造成的学术寂寞使许多人产生古学将要沦亡的悲观，结果"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包括梦想孔教复兴者、试图通过保存古文古诗以达到古学保存者、甚至静坐扶乩者。胡适宣布，"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正因此，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者总思有别于已"破产"的旧式学者，"国学"/"国故学"正是他们区别于破产的"古学"的新认同，而"国学的将来"也因此充满希望。

　　胡适对国故学这一"领域"做出了更具体的界定:"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 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而"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具体列出"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则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十种史。换言之，"国学"就是系统的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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