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稍后总结性地将国学界定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这些人"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却始终以为，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19 蔡氏所言不无随意处，如将章学诚也纳入"今之学者"，其对吴文祺的主张显然误读(详另文)，尤其他将"学术"与"文化"替换使用，皆可议；然其意在强调国学之"大全"，的确与多数人特别是曹聚仁的主张异趣。

　　不论"国学"是否"国故学"的缩写，曹氏从学理上区分"国故学"与"国学"的努力显然不够成功；在多数时人认知中，两者基本是一回事，许多人的确将两者替换使用。总体言之，以上诸人大致都可纳入当时的趋新一派，然其关于"国学"与"国故学"的观念则相当歧异甚至对立，可知这的确是个使当时读书人烦恼困惑的问题。

　　东南大学的《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说，"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惟故籍浩博，多须为大规模之整理；而整理之业，尤以历史为重要；而研究之中，莫不须用历史的眼光"。20 该刊关于国学的界定与梁实秋比较接近，并特别看出"整理国故"与史学的紧密关联；但更重要的是,《史地学报》提出了"中国原有学术"分隶"各种学科"这一直接关系到"国学"认同的关键问题。这里的"各种学科"当然指的是西学意义上的"学科"，而"中国原有学术"必须经过"大规模之整理"才有可能"分隶"其下。 21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但这也有一个过程。在民初新旧学科分类俱存的语境下，中国固有的主流学术，比如"经学"，怎样融入胡适所谓的"中国文化史"?有些学科如"中国文学"(虽然概念尚在界定之中)已大致取得依西洋分类的学科资格，从事此类研究者是否愿意承认他们是在研究"史学"的一种?那些尚未容纳在胡适"中国文化史"范围内的"中国原有学术"又是不是"国学"呢?很明显，"国学"也好，"国故学"也好，均尚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且与新旧中西的学科分类都有所冲突。

　　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之所以亟感有必要别于先已存在的挽救古学那"没气力的运动"，恰提示着立意标新的"国学"与"旧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整理国故尚未风行之时，樊抗父曾主张"中国固有之学术"可"因世俗之名以名之"为"旧学"。22 但那时若真名之为"旧学"，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了；必以科学化的"国学"或"国故学"名之，方有吸引力。23 整理国故的影响之一，便是各中学皆开设"国学"一课。时任中学教师的钱穆因教学所需而于北伐前后编撰《国学概论》一书，他在《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24

　　由于中西学科分类之间确有一些难以弥合的差异，而时人认知中新旧中西的对立和冲突使"调和"变得困难；且"国学"本身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从清季国粹学派开始就有排斥历代学术主流而从边缘重建"国学"统系的倾向(虽然其"国学"又以包容宽广为特色)；25 但一个并非枝节的原因是其风行时间毕竟太短，"国学"或"国故学"终未能形成自身的学术典范，在学科认同上缺乏一个广泛接受的界定。而正是国学与西式学术分科未能成功衔接这一点，成为当时及稍后一些人主张"国学"不成其为"学"的立论基础，这方面的发展只能另文探讨了。

注释：
1.学术超越的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甚得提倡，但显然受到五四学生运动的有力冲击；或正因此，在20年代初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学术超越的观念反得到较前更有力的提倡，这一趋势要到"九一八"之后才有较大的改变，详另文。
2.章学诚:《史考摘录》，收入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书店，1993年，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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