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指出，培养哈贝玛斯（J.Habermas）所说的交往理性，求同存异，向往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社团，同时要反对相对主义，肯定无形 的理一是指导我们行为的超越规约原则。我们所要成就的不是一种实 质的统一性，而是卡西勒（E.Cassirer）所谓的“功能的统一性”。 “通过现代的诠释，对于超越的理一终极托付并无须造成抹煞分殊的 不良的后果。但是对于分殊的肯定也并不会使我们必然堕入相对主义 的陷井。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分殊而分殊，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 去追求理性的具体落实与表现，虽然这样的表现是有限的，不能不排 斥了其它的可能性，然而彼此的精神是可以互相呼应的。宋儒月印万 川之喻很可以充分表现出这样的理想境界的情致。”[53]总之，刘述 先沿着牟宗三、方东美等人的思路，强调儒家仁心与生生精神可以作 为现代人的宗教信念与终极关怀，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的多维批判，肯 定儒家思想的宗教意涵有着极高的价值与现代的意义。他着力论证、 开拓并辩护了“超越内在”说[54]，并通过“两行之理”、“理一分 殊”的新释，注入了新的信息，使之更有现代性和现实性，肯定超越 与内在、理想与现实的有张力的统一。

    六 结语
    唐、牟、杜、刘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深化、丰富了我们 对儒家精神特质的认识，这本身已成为贡献给现代世界的、极有价值 的精神资源。在人的安身立命与终极关怀问题日益凸显而科技又无法 替代的今天，这些论说就更加有意义。
    他们反思的共同点是承认儒学资源中饱含有超越的理念和宗教精 神，尤其肯定了其特点是“内在的超越”，即相对于基督教的他在的 上帝及其创世说，儒家的“天”与“天道”既是超越的，却又流行于 世间，并未把超越与内在打成两橛。基督教相信一个超越的人格神， 失乐园之后的人有原罪，需要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他力得到救赎，超世 与俗世形成强烈的对比。传统儒家体证的道在日用行常中实现。儒家 相信无人格性的道，肯定性善，自己做修养工夫以变化气质，体现天 人合一的境界。

    他们的反思也各有特色。总体上是唐牟打基础，杜刘循此继进， 有所发展。但相比较而言，唐、杜偏重从中国人文精神，从人文学或 哲学的人学的角度涵摄宗教；牟、刘则偏重从存有论，从宗教哲学的 角度阐明儒学之宗教之旨。唐注意宗教与道德的分别，牟直接指陈儒 家即宗教即道德，为“道德宗教”。牟不重视伦理学，杜重视伦理学， 更接近徐。杜只肯定到儒学具有“宗教性”的程度为止，即先秦、特 别是宋明儒学观念中有着信奉精神自我认同的宗教倾向，在超越自我 的精神修养中含有本体论和宇宙论的道德信仰。刘则把宗教定义为终 极关怀，在此前提下，肯定儒学有极其深远的宗教意蕴。虽然在牟那 里，天人也不是绝对同一的，但牟不太注重超越、内在之间的距离， 刘则突出了这一点，强调“超越”、“内在”的并行不悖。唐、牟注 重儒耶之异，其比较还停留在一般水平上。对耶教等，唐、牟以判教 的姿态出现，杜、刘则放弃判教，转向吸收神学新成果，在理解中对 话。这看起来似乎是把儒家拉下来了，但却不是消极退缩，而是积极 参与，为世界各大宗教的现代化提供儒教的智慧。杜、刘比唐、牟更 重视《论语》。杜、刘的批判性、现实性较强。

    唐的贡献在从存在实感上奠定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的基础，开拓了儒学宗教性研究之领域，揭示了仁心良知、本心本性即宗教性的安身立命之所，发掘了包括“三祭”在内的儒家的宗教价值，设置 了“天德流行”“尽性立命”等超主客观境界。牟的贡献在奠定了儒 家道德宗教学说的主要理论基础，特别是从宗教哲学的高度创造性地 解读了“性与天道”和相关的内圣、心性学说，融摄康德，架构了 “内在的超越”、“有限通无限”、“圆教与圆善”论，凸显了道德 的主体性。杜的贡献是在英语世界开辟了儒家论说领域，进一步揭示 了“为己之学”的伦理宗教意义，并在儒家的“自我转化”观、“圣 凡关系”论和“体知”问题上有全新的发展。刘的贡献在进一步推进 了“内在超越”学说，为儒家宗教精神的现代化和落实化，重新解读 “理一分殊”，积极倡导“两行之理”，发展了“仁”与“生生”之 旨。所有这些，对儒家学说乃至中国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化都有多方面 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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