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这位当世鸿儒多年来投身公共空间，以开放的心灵往来全球，致力于儒学第三期的发展，倾心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等话题，堪称当代最忙碌也最具活力的儒家公共知识分子。 近日，杜维明教授访京，在一场关于“人文奥运的哲学基础”的讨论中，站在“文明对话”的高度提出，对于奥运会，中国应当做好准备，以平和从容的大国心态，应对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审视与评价……随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javascript:resizepic(this) border=0> 没有平等，对话就缺乏共同的基础；没有差别，对话就没有必要。平等确立了文明对话的基础，差别使这项共同的事业显得更加可欲、必要、有价值、富有意义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您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断言21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而据我所知，您的观点与他截然相反，您认为21世纪将是文明对话的世纪。而且，在“文明冲突论”提出前的很多年，您就已经开始倡导和实践“文明对话”。 杜维明：亨廷顿所讲的文明冲突，是以美国的实际意义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点。因为美国是基督教新教国家，所以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文明对美国有直接的威胁。他担心如果将来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抗衡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就会造成冲突。 但是，事实上，文明的几个“大块”之间，如基督教、儒家、伊斯兰教、佛教之间，有着很多健康的交流。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中国的佛教化和佛教的中国化，中、印之间以和平共存的方式进行着正常的文化交流。如您所知，中国有儒、释、道“三教”，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认为有“五教”，还要加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五教”是和平共存的。在日本，神道、佛教和儒家伦理也在健康地互动。所以，宗教之间很大的冲突是很令人惊讶的。 我想，文化的多样性不一定会构成冲突，反而可以让世界的文化越来越丰富。 记者：就文化的生存来讲，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与多样性同时进行的过程。您曾经提出，全球化既可以成为一个宰制性的霸权，也可以创造一个人类生命共同体。为了使它成为人类生命共同体而不是宰制性的霸权，对话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杜维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一种令我感到不安的提法，即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提法是很不健康的，因为它不仅没有超越原来的二分观念，而且运用的仍是同样的游戏规则，区别只是角色变了。整个游戏规则仍然是宰制性的——要么你赢，要么我赢。以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文明对话的目的就是要面对现在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如生态环保问题、暴力、核战等各方面的问题，并且避免使全球化走向霸权。 文明对话预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它承认平等和差别。没有平等，对话就缺乏共同的基础；没有差别，对话就没有必要。如果说平等确立了文明对话的基础，那么差别便使这项共同的事业显得更加可欲、必要、有价值、富有意义。我们意识到，不同传统中存在着共同价值，而正是这些价值把我们维系在一起。在合作发掘这些价值的相互联系时，我们也意识到，多样性可以为我们营造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共同体。 我们必须要充分地承认对方是不可消解的，如果那种迫使他者皈依的意识压倒了倾听和学习的渴望，对话便会陷入困境 记者：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文化所受到的冲击和伤害可能都是很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超越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对立的交流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超越对立才是大趋势。您刚才提到，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中存在共同价值，这是不是文明对话得以展开的基础？ 杜维明：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普世价值，它们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手段；一个文明的国家不许对它的国民进行不合理的压迫，一定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来维持社会的秩序……自由、理性、法治、个人尊严等价值，都是人类文明能够共存的理由，而且都是从西方启蒙运动开始所带出来的价值。除此以外，我觉得还有一批价值也很重要，如与自由相联系的公益；与法治相关的礼仪；与权利对应的义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讲文明礼貌，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扎根在东亚或中国的，比如佛教所讲的慈悲，儒家所讲的“恻隐之心”，即同情。 记者：您说过，对话不是一种说服的技巧，而是一种需要精心栽培的艺术。对话区别于对抗之处在于，它超越一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如果对话中的某一方总是认为真理在自己这边，而且自己有责任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那么，真正的对话就永远无法展开，矛盾冲突就永远无法得到化解。 杜维明：对话并不是要声称一个人的立场凌驾于另外一个人的立场之上，也不是要强调两者之间不可弥合的差距或差异。当然，我们首先必须要充分地承认对方是不可消解的。 刚才已经提到过的儒家的两个基本原则，可以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础：第一个是恕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个是仁道，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对话文明，就是通过对话慢慢形成一个学习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对外教导和评判的文明。我们希望这种学习的文明能够发展出一种和平文化。和平文化的发展，一定是通过对话。 对话可以培养我们倾听的能力，拓展我们的视野，培养我们的自我反思的能力，甚至是在了解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其也存有批判认识。有了这个基础，一种对话文明就出现了。这种对话文明中间当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矛盾和冲突是在一个和解、协调的过程中逐渐减少。真正的对话是要学到未知的东西，倾听不同的声音，向不同的视野开放，反省原初的预设，分享真知灼见，发现彼此心领神会的领域，并为人类繁荣开辟出最佳路径。当然，其中肯定会存在一种张力，我希望这种张力是一种创造性的张力，而不是破坏性的张力。如果那种迫使他者皈依的意识压倒了倾听和学习的渴望，对话将会陷入困境。 和谐并不是同质,也不是没有差异，而是要尊重不同或差异。音乐即是不同的声音构建于和谐的构架上，我们必须要学会欣赏这种声音的差异，否则就不可能欣赏到和谐 记者：从现实来看，这种文明对话，可以通过哪些具体途径得以实现？ 杜维明：的确有各个不同的层次。最基础的层次，当然是人与人之间。一个人认识另外一个人，从逐渐熟悉和沟通，到最后成为知己或知音，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从个人到社群，从社群到国家，再到比国家更宽的文明……文明之间的这个过程当然就更加困难。 首先，要让人们都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在一个地球村里，大家都“绑”在一起，想不沟通也不可能。从文化的角度看，差异、异化、矛盾乃至歧视到处都存在。你如果实行像美国那样的单向主义或霸权主义，不仅会在世界上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紧张，而且也会给自己带来非常大的祸害。 显然，我们需要经过一次真正的、彻底的改变，而这个改变的前提就是大家都认为对话是自家事，不是人家的事。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所大学，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组织了一批以色列的知识分子和巴勒斯坦自治分子对话，虽然从表面上看巴勒斯坦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矛盾并未被解构，但是有这个可能性和没有这个可能性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记者：文化的共存与共荣是一种目标，在您看来，“和谐”是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杜维明：和谐并不是同质,也不是没有差异,而是要尊重不同或者是差异。和谐就像中国的美食，可以有不同的烹调方法，有不同的佐料；和谐应该是有很多种颜色的，如果只有一种颜色，那就不是和谐。从语言学上讲，和谐其实是来自音乐的，音乐即是不同的声音构建于和谐的构架上。我们必须学会欣赏这种声音的差异，否则就不可能欣赏到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与同一性是相对的，它是要求有差异的，这种和谐并不是要求冲突或者对立。 和谐世界一定是对话文明的体现，没有对话就很难和谐。和谐是对差异性的尊重，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应该通过对话协调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军事的抗衡，或者政治上的竞争和评比。 我们可以将目光聚焦于“文化中国”，它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以及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一些地方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离散社群。在这个文明圈里，现在矛盾最大也最危险的还是海峡两岸。当然，还有汉族与一些少数民族如藏族、维吾尔族之间的和谐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就是“认同政治”，“认同政治”和文化差异有关。另一个就是宗教，因为宗教在21世纪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当然也包括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对宗教都要有敏感。宗教的问题有爆炸性的可能，应该特别给予关注。 记者：您刚才说，应该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手段。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人”，那么，您所提出的多元文明对话及其共存共荣，对“人”意味着什么？ 杜维明：人是一个观察者，人的心量对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作出回应，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敏感度的动物。人同时又是一个欣赏者，不仅要欣赏自然，而且也要欣赏其他的文化。所以，我常常引用费孝通先生在日本所讲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文化，了解你自己文化的价值。同时你要“君子成人之美”，这需要同时了解其他文化的价值。这些不同价值之间不断地互相参照、互相学习之后，才能实现“天下大同”。这虽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这个复杂的过程是有价值的。 原文载于：《中国教育报》2008年1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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